前言
非小细胞肺癌(NSCLC)脑转移发生率约为20%-40%,显著影响患者预后。尽管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为局部晚期及转移性NSCLC治疗带来希望,有望增强免疫系统清除包括中枢神经系统(CNS)内癌细胞的能力,但大脑独特的免疫学与生理学环境为ICI治疗脑转移带来挑战。本综述探讨了ICI对NSCLC脑转移的影响机制及其临床意义,通过整合血脑屏障生物学、肿瘤微环境调节等最新进展,结合真实世界数据与ICI联合手术、立体定向放射外科等新兴策略,提出个性化管理框架,同时对比研究结果差异并指出待解决问题,为指导未来的研究提供参考。

ICI在脑转移中的作用机制

ICI通过激活全身及CNS T细胞发挥抗肿瘤作用,其颅内疗效受限于血脑屏障(BBB)穿透性,但仍可抑制脑转移进展。
01
T细胞激活的双重路径
外周激活:ICI阻断PD-1/PD-L1、CTLA-4等抑制性通路,恢复T细胞对颅外肿瘤的杀伤能力,间接降低新发脑转移风险(图1)。
颅内激活:脑转移灶可浸润T细胞,少量穿透BBB的ICI可激活局部T细胞。小胶质细胞/星形胶质细胞在肿瘤微环境中上调PD-L1等配体,ICI可能重编程这些细胞,逆转免疫抑制状态。
新兴靶点(TIM-3/LAG-3):在脑转移中表达与总生存期(OS)改善相关,提示其标志肿瘤反应性T细胞(非终末耗竭),为联合免疫治疗提供依据。

图1 NSCLC脑转移患者示意图
02
BBB破坏与药物渗透
脑转移可通过以下机制增加BBB通透性,促进ICI进入CNS:
炎症反应:肿瘤微环境释放活性氧、细胞因子等,破坏内皮紧密连接。
肿瘤直接侵袭:肿瘤细胞破坏血管结构,损害BBB完整性。
肿瘤诱导血管生成:VEGF下调紧密连接蛋白(如claudin-5),MMPs降解基底膜,形成渗漏性血管。
放射治疗(RT):放疗损伤内皮细胞,下调紧密连接蛋白并引发炎症,短暂增加BBB通透性(程度受剂量/方案影响)。

脑转移患者的肿瘤微环境

脑转移瘤微环境(TME)由常驻胶质细胞(星形胶质细胞、小胶质细胞)、外周浸润免疫细胞和肿瘤细胞本身构成,它们之间存在复杂的动态相互作用,深刻影响抗肿瘤免疫和ICIs的疗效(图2)。转移到脑部的肿瘤细胞(如肺癌)可发生独特的遗传和转录组改变(如EMEC亚群、KRT8/PERP表达),促进其在CNS的定植、存活、增殖、迁移和对微环境的动态适应。

图2 NSCLC患者中ICI抗体到达脑部的潜在机制示意图
01
PD-L1表达与免疫抑制
CNS微环境中的PD-L1表达可在星形胶质细胞、小胶质细胞及肿瘤细胞中上调(尤其在炎症/肿瘤存在时)(图1)。胶质细胞来源的PD-L1是关键,它与T细胞上的PD-1结合,抑制T细胞活性并促进耗竭,形成免疫抑制环境。即使肿瘤细胞PD-L1低表达,胶质细胞的PD-L1也能独立驱动免疫逃逸,导致ICI耐药。脑转移瘤内肿瘤浸润淋巴细胞常共表达多种抑制性分子(PD-1, TIM-3, LAG-3),处于终末耗竭状态。ICI不仅可重振T细胞,还可能将胶质细胞重编程为抗肿瘤表型(如招募活化的CD8+ T细胞,将星形/小胶质细胞从促瘤转为抑瘤状态),这对维持颅内疗效至关重要。
02
髓系细胞(TAM & DC)的关键作用
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AM):主要呈免疫抑制性M2样表型(产生IL-10, TGF-β, VEGF),抑制T细胞反应并促进血管生成。抑制其M2表型(如靶向KLF4或CSF-1R/STAT6通路)可减少脑转移负荷。
树突状细胞(DC):是CNS内抗原提呈和T细胞启动的核心调控者,但常存在功能缺陷(耐受性亚群、共刺激分子表达受损)。肿瘤因子(如CSF-1,IL-6)会损害其抗原提递能力,且其与T细胞的相互作用被局限在血管周区域。
胶质细胞和髓系细胞共同塑造了CNS特有的、高度免疫抑制的肿瘤微环境,其机制与胶质-免疫相互作用不同。这种复杂的免疫抑制微环境是导致单独使用PD-1/PD-L1阻断在脑转移瘤中疗效有限的重要原因。未来治疗策略需要同时靶向肿瘤细胞、胶质细胞通路(如PD-L1)以及髓系驱动(如TAMs)的免疫调节机制,以克服免疫抑制并提升ICI疗效。

ICI在NSCLC脑转移患者中的临床证据

01
临床试验与关键发现
CheckMate 017/057研究(纳武利尤单抗 vs 多西他赛):在既往治疗的晚期鳞状/非鳞状NSCLC患者中(包括稳定脑转移),纳武利尤单抗显著改善总生存期(OS)。但脑转移患者的结局未单独报告。长期汇总分析显示纳武利尤单抗在广泛患者群体(可能包括稳定脑转)中生存获益持久。
CheckMate 063研究(纳武利尤单抗单药):在重度经治鳞状NSCLC患者中显示疗效,但纳入脑转移患者少,该亚组数据有限。
意大利扩展用药项目(EAP):真实世界数据显示,纳武利尤单抗在稳定脑转移的非鳞状NSCLC患者中疾病控制率(DCR)达39%,中位OS为8.6个月,显示临床获益。
KEYNOTE-189研究(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化疗vs化疗):在非鳞状NSCLC(约17%稳定脑转移)中,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化疗显著改善OS和PFS。脑转移患者OS获益更显著(HR=0.41 vs 无脑转移HR=0.59),但未报告颅内特异性缓解或CNS进展数据。
法国多中心队列研究(帕博利珠单抗):约20%患者有脑转移。有/无脑转移患者在缓解率、PFS或OS方面无显著差异。
耶鲁癌症中心研究(帕博利珠单抗):II期研究针对NSCLC和黑色素瘤未治疗脑转移患者(NSCLC队列均PD-L1+)。NSCLC患者颅内缓解率达33%,表明对未治疗脑转移的潜在疗效。后续分析显示小病灶(<10mm)更易完全消退。
Gauvain研究(纳武利尤单抗):回顾性研究(79%脑转患者接受过局部治疗)。纳武利尤单抗颅内活性与颅外相当(中位颅内PFS 3.9月 vs 总体PFS 2.8月)。
Tsuchiya-Kawano II期试验(纳武利尤单抗 + 伊匹木单抗 + 化疗): 针对未经化疗、有未治疗脑转移的晚期NSCLC患者。方案显示高颅内缓解率(50%)和完全缓解率(20%),中位颅内PFS为8.1个月。
02
解读与局限
ICI(单药或联合)在特定NSCLC脑转移患者中显示出颅内活性信号,尤其是在PD-L1表达阳性、无症状/症状轻微且未使用皮质类固醇的患者中。前瞻性研究(耶鲁和Tsuchiya-Kawano)报告颅内缓解率在30-50%。
当前证据存在显著局限,大多数大型III期试验仅纳入小比例脑转移患者,且常缺乏预设的颅内特异性终点(如CNS-PFS、颅内缓解率)。数据多来自回顾性分析或亚组观察,纳入标准不一,活动性脑转移患者数量有限。缺乏脑转移灶内相关生物标志物(PD-L1, TMB) 的系统数据。不足以明确患者最佳选择、与放疗的联合/序贯方式或长期CNS控制。现有证据支持ICI对特定脑转移患者的潜在益处,但解读需谨慎。迫切需要前瞻性、以CNS为重点、具标准化终点的临床试验。当前治疗决策应基于个体化评估并在多学科框架内进行。

增强ICI颅内疗效的挑战与机遇

01
BBB限制
BBB阻碍大分子药物(如ICI)进入CNS。应对策略:
聚焦超声(FUS):MRI引导下微泡辅助,非侵入性暂时开放BBB,增强ICI递送。
缓激肽类似物(如拉布拉地米):短暂增加BBB通透性,促进药物入脑。
纳米载体递送系统:利用受体介导转运途径,靶向递送ICI至脑肿瘤。
转运体调节:抑制外排转运体或调控紧密连接蛋白,增强BBB通透性。
02
脑转移瘤的异质性
患者间及瘤内存在显著生物学异质性(抗原性、T细胞浸润、PD-L1表达、突变负荷),导致ICI反应不可预测。脑与颅外病灶的分子特征不一致(如PD-L1、突变谱)。TME差异影响免疫活性(如小胶质细胞抑制T细胞)。应对策略:
个体化治疗:基于单细胞测序、空间转录组学、影像组学进行分子分型。
联合治疗:ICI联合放疗、靶向治疗或TME调节药物。
03
安全性
神经免疫相关不良事件(n-irAE):括脑炎、脱髓鞘疾病(发生率约1%),既往CNS病变者风险更高。放射性坏死与水肿:ICI联用放疗可能加剧炎症和血管损伤,导致假性进展。需皮质类固醇或贝伐珠单抗干预,但可能削弱抗肿瘤免疫。管理核心:
早识别、早干预:大剂量皮质类固醇为一线治疗。
多学科协作:神经科参与评估与管理。
谨慎联用:平衡放疗后ICI的疗效增益与神经毒性风险。
04
手术切除作为ICI桥梁
手术切除可快速减瘤减压,稳定病情,利于尽早启动ICI,减少皮质类固醇依赖。手术创伤及术后炎症短暂破坏BBB,可能增强ICIs入脑及免疫细胞浸润。手术提供组织样本分析关键生物标志物(PD-L1, TMB),指导个体化ICI治疗。但BBB破坏可能增加脑水肿、免疫性脑炎等神经毒性风险。因此需多学科规划与术后监测以权衡风险获益。
05
立体定向放射外科(SRS)与ICI的联用
能够即时局部控制,快速控制颅内病灶,为ICI系统起效“架桥”。SRS诱导免疫原性细胞死亡,释放肿瘤抗原,增强ICI的系统与颅内疗效。SRS可增加BBB通透性,潜在提升ICIs入脑效率及免疫细胞浸润,提供给药时机优化窗口。

未来方向

未来针对NSCLC脑转移的免疫治疗需依据病灶特征(大小、症状、水肿程度)分层管理:有症状大病灶需手术/放疗紧急干预,无症状小病灶可尝试单用ICI。为提升ICI颅内疗效,重点推进三大策略:
联合疗法:通过放疗(调节肿瘤微环境)、化疗(增强免疫浸润)或靶向药物协同增效;
精准生物标志物:除传统PD-L1/TMB外,结合单细胞测序揭示的免疫异质性,开发干扰素-γ信号、T细胞耗竭特征等新型标志物,并推动脑脊液ctDNA无创监测CNS肿瘤负荷与克隆演化;
突破递送瓶颈:利用纳米载体或对流增强给药克服血脑屏障限制。

小结

ICI虽为NSCLC脑转移患者带来新希望,但其在CNS的应用仍受制于血脑屏障、免疫抑制微环境等独特生物学障碍。突破方向在于深入解析ICI与肿瘤微环境的相互作用机制,基于脑转移特异性分子特征定制个体化联合策略(如SRS+ICI)。未来临床试验需整合新型生物标志物与递送技术,并设定CNS专属终点以提升疗效与生存获益。
参考文献:
Nasser NJ, Sindhu KK, et al. 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ion in Patients with Brain Metastases from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Emerging Mechanisms and Personalized Clinical Strategies. Int J Mol Sci. 2025 Sep 4;26(17):8624. doi: 10.3390/ijms26178624 . PMID: 40943541; PMCID: PMC12429631.
审校:Squid
排版:Squid
执行:Fa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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