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修益教授
北京肺癌诊疗中心主任
中国胸外科肺癌联盟主席
中国癌症基金会副秘书长
全国控烟与肺癌防治协作组组长
胡坚教授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普胸外科主任
浙江省医师协会胸外科医师分会会长
中国医师协会胸外科医师分会副会长
沈韦羽教授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胸部疾病诊疗中心主任
宁波市预防医学会肺癌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浙江省医师协会胸外科医师分会副会长
汪路明教授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
吴阶平医学基金会模拟医学部胸外科专业委员会青年学组副主任委员
浙江省医师协会胸外科医师分会第三届委员会总干事、常务委员

早期肺癌的微小残留病灶(MRD)检测是目前肿瘤学领域的热点,但临床应用仍面临诸多争议和挑战。本期“百家争鸣”栏目特别邀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支修益教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胡坚教授、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沈韦羽教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汪路明教授针对MRD热点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医脉通:哪些早期肺癌患者最能从MRD检测中获益?哪些患者无需进行MRD检测?
支修益教授:
目前,MRD已成为评估肺癌术后复发风险的核心指标,国内外权威指南均强调其临床价值。对于接受亚肺叶切除(如楔形切除、肺段切除)或非典型切除的早期肺癌患者,由于手术切缘可能接近肿瘤组织,存在常规病理及血液标志物难以发现的微转移灶,MRD检测可精准识别这类潜在复发高危人群,术后动态监测MRD变化有助于早期干预。因此我们呼吁临床医师积极学习指南规范,积累更多临床数据,推动MRD纳入新版诊疗指南。同时倡导检测机构立足国情优化定价策略,探索"买一送三"、随访免费等创新商业模式,提升MRD检测可及性,切实发挥其在肺癌术后复发早筛中的关键作用。
胡坚教授:
MRD是指目前通过影像学(如CT、B超、磁共振等)或常规主流诊断方法无法发现,但确实存在于身体某处的残留癌细胞。对于可手术的肺癌患者,原发肺部的病灶如同“根据地”或“司令部”。当“司令部”被切除后,可能还存在一些“游兵散勇”(即残留的癌细胞),这些就是微小残留病灶。这个概念最初应用于非实体肿瘤(如白血病、淋巴瘤、霍奇金氏病等),现在被引入实体肿瘤领域。以肺癌为例,即便是早期可手术患者(包括IB期),术后5年生存率也仅为52%左右,意味着仍有相当一部分患者会复发转移。通过动态监测MRD状态,可在影像学复发征象出现前6-8个月预警复发风险并进行干预。这种"分子级"早期诊断依赖于检测技术的灵敏度突破,当前先进平台已实现万分之零点五的突变等位基因频率(MAF)检出能力。敏感性提升的同时,必须保证其特异性——即避免检测到非肿瘤来源的“假”DNA片段造成误诊。
关于早期肺癌患者,需区分两类人群::
“早早期”患者: 如肺结节患者,其中包含惰性肿瘤,甚至有些结节可能无需手术。目前,MRD检测尚未应用于此阶段,因为检测水平尚未达到如此高的敏感性。
真正“可手术”的早期患者: 指有手术适应症且身体能耐受手术的患者,术后MRD监测具有明确临床价值。对此类患者的动态管理需把握三大几个关键点:第一,如何设定最佳的检测时间点;第二,如何解读MRD指标;第三,需要进行动态监测。值得注意的是,MRD阴性结果不等于根治,可能因敏感性不足导致漏检,因此仍需密切观察。借助人工智能和数据模型进行风险综合评估,可以得出更全面的结论。未来,随着技术进步,MRD检测可能指导更精准的治疗策略调整(如升级治疗、降级治疗或药物假期)。
沈韦羽教授:
肺癌术后MRD检测是当前肺癌治疗领域的研究热点,其核心价值在于通过血液ctDNA检测技术,比传统影像学提前约6个月预警肿瘤复发或转移风险,为患者争取关键干预窗口期。尽管临床已开展相关检测,但仍面临两大挑战:一是缺乏国家级统一检测标准,二是检测机构技术参差不齐导致阳性率波动,存在漏诊风险。从适用人群看,建议对术后存在淋巴结转移或携带高危因素(以肺腺癌为例:低分化癌、微乳头型/实体型等高级别组织学成分、STAS阳性、脉管癌栓或神经侵犯)的患者优先开展检测。理想检测方案应包含术前/术后1个月、术后半年及1年动态检测,但受限于当前检测成本较高,临床普及仍面临经济阻力。
汪路明教授:
目前,MRD检测在临床上的主要应用集中于评估具有复发转移风险的肿瘤患者的根治状态与复发风险,以及评估围术期治疗(如新辅助/辅助治疗)患者的疗效:包括治疗前(基线)评估疾病负荷,治疗后监测疗效,以及随访中监测复发。然而,当前MRD临床应用仍面临诸多挑战:其一,单次检测意义有限,需依赖多次动态监测追踪变化趋势;其二,费用较高,超出部分患者经济承受能力;其三,灵敏度尚存不足,存在假阴性风险,但动态监测中结果的明确变化(如阴转阳或阳转阴)对评估疾病状态和治疗反应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因此,鉴于其动态监测需求、成本限制及技术性能的优化空间,MRD检测目前仍主要处于科研探索阶段,其临床常规应用的普及亟需技术优化与费用控制的双重突破。

医脉通:您认为现有MRD检测技术的灵敏度是否可以可靠地指导早期肺癌的临床决策?您如何评估和报告检测中的假阴性风险?
支修益教授:
当前,MRD检测技术已取得显著进展,检测仪器性能大幅提升。但整体而言,早期肺癌接受MRD检测的人群数量依然较少,目前主要集中各省市级三甲医院、各省市级肿瘤医院和肺癌中心;地市级和县域级医院的覆盖率较低。MRD检测目前更多处于科研转化阶段,其临床推广仍需突破两大核心障碍:一是检测灵敏度不足导致的假阴性风险,二是检测价格太高,患者经济可及性因素。我们希望通过政府谈判机制、检测价格下降调整、指南推广下沉以及扩大临床应用场景,积累更多真实世界数据,从而提高检测率和准确性,为临床决策提供更精准的依据。最终目标在于通过早期风险预警与及时干预,如早期肺癌亚肺叶切除术后检测,锁定高复发人群进行早期干预,切实降低肺癌术后复发转移率及整体死亡率,这一目标的实现对于改善肺癌患者预后具有战略意义。
沈韦羽教授:
在MRD检测中,假阴性与假阳性风险均需重视。有些患者的造血干细胞中可能含有ctDNA成分。可能对检测结果产生干扰。检测灵敏度的核心在于测序深度优化,当前常见的3000X测序深度存在局限,建议提升至20000X以上以显著提高检测准确性,这既是技术实力的体现,也是降低误判率的关键。在检测策略选择上,基于患者肿瘤组织基因组特征定制的个性化Panel,与基于大规模人群数据构建的公共Panel形成技术分野。从临床应用价值考量,个人认为个性化Panel在复发风险评估和疗效监测方面更具优势,尽管其经济性仍需优化。两种技术路径的平衡与发展,将是推动MRD检测普及的关键突破口。
汪路明教授:
假阴性是任何检测技术都难以完全避免的局限。尽管MRD检测技术已发展约十年,但仍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假阴性的客观存在不容忽视。此外,不同公司、不同技术平台之间也可能存在性能差异。尽管如此, MRD作为当前评估肺癌预后和治疗效果的重要预测手段,其价值已获得公认。随着大规模临床应用的推广以及技术的持续进步,预计 MRD检测在临床中的应用必将日益广泛,这需要充分的技术积累和时间沉淀。未来,若能实现大规模临床应用, 相信检测价格也将逐步下调,从而惠及更多患者,使其切实获益。
编辑:Faline
审校:支修益教授、胡坚教授、沈韦羽教授、汪路明教授
排版:Faline
执行:Aur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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