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6日，是京剧大师马连良先生的忌日。在上世纪60年代初，我曾与马连良先生做过邻居。他是京剧大师，我是初中学生，接触很少，自然谈不上什么缘分。但耳闻目睹了一些事，道是无缘却有缘。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家从东城搬到西城复兴门内大街56号。那是一个两进的大杂院，住着20多户人家，大多数都是父母带一个孩子的三口之家。我家住在里院的一间东屋。我当时13岁，上初中。常与院里的孩子们在门外人行横道上玩耍，有时玩跳房子，有时玩拉拉车。一天，我们正玩得起劲，忽听一声喇叭响，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我们旁边。车门开了，走下一位60来岁的老人。他精神矍铄，步履稳健，一脸慈祥模样。待他走进家门，我问同我一起玩耍的小牛：“他是谁呀？” “你不知道啊，他是马连良，跟咱们是邻居呢，京戏唱得特棒！” 小牛得意地对我说。我不禁也兴奋起来，我这个新来的搬迁户竟与京剧大师马连良先生成了邻居！
（图一：马连良西单故居示意图 郑希成绘）
冬天到了，天上下起了雪，雪后初晴，阳光灿烂。街道主任崔大爷带领我们几个孩子在人行便道上扫雪，就要完工时，马连良先生的车回来了。他下车后，主动与带着红箍的崔大爷打招呼。崔大爷连忙回应着，并转身对我们说：“这是马连良爷爷，快问马爷爷好。” “马爷爷好” 我们齐声喊道。马连良先生高兴地说：“好，好。小朋友好。你们辛苦了！”
一天下午，我放学回来，见时间尚早，就在院子里玩起“飞天儿”来。所谓“飞天儿”，其实就是一片小螺旋桨，中间有根小棍。双手一搓小棍，飞天儿就会飞起来，等螺旋桨不转了，就会掉下来落入院中。我想让它飞得再高些，就铆足劲用力一搓，飞天儿“噌”地一下就飞了起来。不料往下落时却斜着向东飘去，转眼间就不见了踪影。是否落在了房上？我搬梯子上房一看，没有！莫非掉进马爷爷院里？我懊悔不该使那么大劲。想不要它了，可又舍不得。我有些忐忑地来到马爷爷家门口，敲了敲门，后看到门上有门铃，又按了两下门铃。门开了，一位叔叔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明来意。“你等一下。” 那位叔叔说完就进去了。片刻工夫，他出来说：“你进来找吧。” 那位叔叔带着我走进前院，穿过月亮门，来到后院，我低头在地上寻觅着，哈，果然在一个墙角处看见了那个小东西！我捡起它正要走，却一眼看到了马爷爷，他正微笑着冲我点头。我礼貌地叫了一声马爷爷，他高兴地说：“那天在街上扫雪的是不是有你呀？” 我红着脸，结结巴巴地告诉他我是新搬来的，就住在他家隔壁。“那咱们是邻居啦。” 马爷爷说。我却木讷着，不知该说什么好，匆匆地出门回家了，连声谢谢都忘了说。
爸爸、妈妈下班回来了，我把去马爷爷家拣捡飞天儿的事告诉了他们。他们听了责怪我说：“你不该去麻烦人家。以后别在院里玩飞天儿了，要玩到街上玩去！” 并就他们所知道的关于马连良先生的卓越成就告诉了我，使我对马连良先生有了一个大概了解。原来马连良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京剧艺术大师，他开创的马派艺术誉满全国及许多国家，是著名的四大须生之首，拿手戏有《借东风》《甘露寺》《青风亭》等40余出。听了大人的介绍，我不禁对马连良先生产生了深深的敬仰之情。我非常想看看他演的戏，听听他优美的唱腔。
当时，在我家马路对面的民族文化宫礼堂就经常上演阳春白雪级别的文艺节目，有戏剧、歌舞、音乐会等。我曾多次看到过马连良先生去那里演出。按当时的交通路线，他的车从家门开出后，须向东行驶到西单路口，再左转向西走一段距离才能到达民族宫礼堂。那可是个高雅的艺术殿堂，票价相当昂贵，一张门票快顶我半个月伙食费了。我一个小小的初中生就想登大雅之堂，简直是天大的奢望，望洋兴叹而已。
那天，我和同院的小牛一起在街上玩耍，突然发现在我们面前的地上有一张四方形的硬纸片。捡起来一看，竟是两张挨号的民族宫礼堂门票！莫非是谁丢弃的过期门票？我们仔细看了看票上的演出时间，又看了一下不远处电报大楼的大钟，虽已过了将近一个小时，但肯定还没散场！我们俩兴奋极了，但第一时间想到的还是应该把票交给警察叔叔。我们一路小跑地来到西单路口，气喘吁吁地对值勤民警说：“叔叔，我们捡到了两张民族宫的票！” 那位民警把票接过去看了看，又抬手看了看腕表，笑着对我们说：“都这个点儿了，不好寻找失主了，干脆你们俩进去看吧！” 我和小牛惊喜异常，一路奔跑着来到民族宫礼堂。检票口的大门已经关上，检票员见我们来了，用异常的眼光盯了我们半天，认真地验过票确认无误后，才伸手让我们进去。
演出大厅黑压压地坐满了人，台上正在上演古装戏。我们在引导员手电筒的光束下找到了座位，不前不后，不左不右，正是看戏的最佳位置，我们兴奋地坐好，开始全神贯注地看戏。不大一会儿，就见诸葛亮在众将官的护卫下缓缓走上台来。“那不是马爷爷吗？” 我指着扮演诸葛亮的那位演员激动地对小牛说。“就是马爷爷，没错！” 小牛也激动地说。尽管此时的马爷爷早已不是我们平日见到的那个身着便装的马爷爷，但我们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只见他身穿皂衣，手持长剑，表情肃然，一边演唱，一边蹬上坛台。这肯定是马爷爷的拿手戏《借东风》！虽然我是第一次看到那个场面，但也能准确地判断出来。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终于看上马爷爷演的《借东风》了！我的心激动不已，都能感觉到自己激烈的心跳。俗话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我们小孩子家，不懂京戏，纯属外行，仅看个热闹而已。即便如此，我也被精彩纷呈的剧情所打动，被马爷爷一招一式的舞台动作和甜净醇美的唱腔所感染，心中自然生出种亲切感。演出结束了，演员们出台谢幕，观众报以雷鸣般的掌声。我和小牛也与他们一起热烈地鼓掌，手都拍疼了。
我兴奋地回到家。爸爸、妈妈正急着找我，问我哪里去了？我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他们，他们听了非常高兴，用羡慕的眼神看着我说：“你真有运气，你真幸福。” 可不是嘛！马连良先生时任北京京剧团团长，是著名的京剧艺术大师，而我却是一介书生，按说不会有什么缘分，但缘分却时不时地陡然出现，至今想起来心里都是暖暖的，热热的。
1966年，就在我高中毕业、即将报考大学的时候，“文革”开始了，到处是破四旧、打砸抢，到处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凡带“长”的都成了“走资派”。一天，我们班的红卫兵严厉地对全班同学说：“今天放你们一天假，回家把属于四旧的东西清理清理，该上交的拿到学校，该自己处理的自行销毁。否则今后抄家时一经发现，格砸勿论！” 我回到家，赶紧按照那个红卫兵的指示寻找起来。可实在找不出什么是属于四旧的东西。正琢磨着该不该把金鱼倒掉、把鱼缸砸掉时，就听见院里啪啪几声响，有几个飞碟样的东西从东边飞了过来。我惊恐地出门一看，哪里是什么飞碟，分明是一张张铝合金的唱片！有的摔裂了，有的摔碎了。我捡起唱片看了看，上面清楚地印有《借东风》《甘露寺》《四进士》等字样。这时，从东边院子里又传出一阵阵噼里啪啦的摔东西声音。我心头不禁一震，心想，可能马爷爷被抄家了！我走出家门来到街上，果然看见几个红卫兵凶神恶煞般地守在马爷爷门前。我赶紧回家，将那张受损不大的《借东风》唱片悄悄藏了起来。一有时间，我就把它拿出来轻轻抚摸着，这可是马爷爷精心收藏的唱片呀。透过它，我仿佛听到了马爷爷的声音，看到了马爷爷的剧场形象。我多想听听唱片发出的声音呀，可是，我家没有留声机，无法将唱片放出声音来。那时不光我家没有，绝大多数家庭都没有。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中国百姓家里哪有什么像样的物件呀。忽然，我想起了我们学校有一台老式留声机。记得上音乐课时，老师用它给我们放过唱片。何不把唱片拿到学校去放放？可转念一想，万万使不得，这不是引火烧身、自投罗网吗？没办法，我只好把那张唱片小心地收藏起来。
时隔半年左右，我听到院里的人们在悄悄谈论着。我上前打听，原来是马爷爷病逝了！我心中非常悲痛。一个唱京戏出了名的好爷爷就这样走了，他才60多岁，正是才华横溢、为国做贡献的时候，却这样匆匆离去了。我拿出那张《借东风》唱片，深情地抚摸着，脑海中时而涌现出马爷爷剧中的形象，时而涌现出马爷爷平时着便装和蔼可亲的模样。
（图二：马先生与儿子马崇延、女儿马力摄于西单故居院中）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政治空气不再那么紧张了。市场上开始有卖电唱机和音箱的了。我赶紧买来一套，将那张《借东风》唱片放在唱盘上。唱盘缓缓地旋转着，马爷爷那抑扬顿挫、苍劲醇厚的唱腔传了出来，我热泪盈眶，感慨万千。我想，这张唱片就算是在特殊年代特殊条件下马爷爷送给我的特殊礼物吧。正所谓道是无缘却有缘，缘分虽小亦温馨。
我长大成人，结婚生子，那间东屋显得越来越拥挤。人们纷纷在院里盖小房。我也学着他们的样子将房子往外扩，增加了一些面积。可是，家里的摆设还是放不下。找单位要房，不知猴年马月才能解决。我灵机一动，能不能把自家东墙拆了，借马爷爷家的西墙当两家的公共墙呢？如果可以的话，我又能增加两三平米的面积。可是，马爷爷已去世多年，听说他的房现由他的后人住着。我与他们根本不认识，连一面之交也没有，能行吗？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敲开了马家那扇门，与看门人说明来意。看门人热情地接待了我，让我坐下稍等片刻。不大一会儿，他便出来与我说：“我问过主人了，可以。” 并不失幽默地补充了一句：“拆了墙咱们就是一家子。” 我不胜感激，连声说着谢谢。施工时，我小心翼翼，尽量不弄出动静来干扰人家。拆掉东墙后，将后檐与马家的西墙衔接妥当，再抹上腻子刷白，大功告成。新增面积足有3平米。别小看这3平米，它解了我家燃眉之急，缓解了我家住房困难。这得感谢马爷爷及他的家人。
又过了十多年，单位终于给我分了楼房，我便搬出了那间前边蹬了后头踹的东屋。听说马爷爷家后来也是几易其主，不断改换门庭。但我觉得，马连良先生的故居无论如何也应该保留。
（原载于2013年3月6日《北京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