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信芳、盖叫天拍电影
195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京剧《宋士杰》。这部影片的内容当然很熟悉，宋士杰是《四进士》中的主角（图一），马连良的这出戏家喻户晓。至于周信芳（艺名麒麟童）的宋士杰，只是耳闻，没有看过。初步影响是马、周二位各有所长、各尽其妙。周的宋士杰更加有正义感，观众看了痛快；马连良演绎的则是一个“包揽词讼”之人，诙谐幽默。这也是两位艺术家不同性格特点的体现。
这部电影也让北京观众对上海京剧院的其他著名演员有了认识和了解。首先是这个剧院两位著名的女旦角，一位是童芷苓，另一位是李玉茹。童芷苓在这出戏扮万氏，万氏的戏不多但是个关键人物，主要是衬托宋士杰仗义的性格，马富禄以彩旦扮演，给马连良托的严实。大名鼎鼎的童芷苓以花旦扮万氏出不来什么彩，有人说，如果换上刘斌昆也许更合适。李玉茹青衣花旦兼备，是中华戏校“四块玉”之一，曾给马连良当过跨刀青衣，她的杨素贞自然胜任愉快。戏中毛朋是硬里子应工，由沈金波扮演嗓音高亮，无可挑剔。此外，小生黄正勤（名旦黄桂秋之子）的田伦、花脸汪志奎的顾读也都十分称职。
1961年又拍摄了电影《周信芳舞台艺术》，包括周拿手的“徐策跑城”和“下书杀惜”两出戏。“下书杀惜”中两位配角王正屏（饰刘唐）和赵晓岚（饰阎婆惜），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1963年在周总理安排下，为江南武生泰斗盖叫天拍摄电影《武松》（图二），当时盖老已经73岁高龄，且有腿伤，但他精神抖擞、一丝不苟，演绎了武松的英雄形象，盖派艺术得到充分展示。剧中潘金莲由赵晓岚扮演、武大由艾世菊扮演。艾世菊鼎鼎大名，但北京观众难以得见，从这部电影中才见真容，再后来则是在电影《海港》中见他扮演的钱守维了。
纪念梅兰芳和周信芳
让首都观众最先了解周信芳的不是他的演出，而是1955年首都北京举办纪念梅兰芳、周信芳艺术生活五十周年大会。会上，梅、周二位被誉为“杰出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会后，梅兰芳和周信芳联合演出了《二堂舍子》。梅兰芳全国闻名，他的艺术造诣和经历，观众都十分清楚，毫无争议；但对周信芳则较为陌生，周在北京露面少，又是“海派”风格，念白也带有南方口音，所以北京人听不惯，也不免有人对把周提到如此之高有些质疑，甚至认为，按照在京剧界的影响，马连良与梅兰芳并列也许更为合适。当然，政府出于政治和地域平衡的考虑自有其道理，他人也无需多言。从此以后，京剧界被称之为“表演艺术家”这一最高称谓就只有梅、周二位，而像马连良、谭富英这些大家也只能称为“著名京剧演员”了，这在当时是有严格限制的。后来这个界限被突破了，如今“表演艺术家”已经泛滥成灾。
拜师周信芳（图三）、盖叫天
拜师学艺，这在京剧界是天经地义，但是解放后似乎不再提倡，至少公开不提倡了。不知何故，1961年北京突然刮起了一股“拜师风”，像张学津、冯志孝拜师马连良，孙岳、李崇善拜师谭富英……等。这当然是好事，对培养年轻演员极为有利，其结果是张学津等一大批流派传人脱颖而出，成为后来京剧舞台的顶梁柱。
在这股“拜师风”中，盖叫天先生应邀来北京做示范演出。期间，中国京剧院两位功成名就的文武老生李少春和短打武生张云溪正式拜盖叫天为师。1961年12月，在中国戏剧家协会组织的拜师会上，周信芳在北京收了李少春和李和曾等为徒。这两位皆是京剧院挂头牌的领衔主演，本身都具有收徒的资格，怎么如今又拜了周信芳呢？李少春几个月内文拜周信芳，武拜盖叫天，这在剧坛上也算是奇事了。为此，李少春还发表文章高度评价赞麒派和盖派艺术，赞扬了两位艺术家的对艺术追求的精神。显然，安排李少春、李和曾、张云溪的拜师目的更重要的是要学习周信芳和盖叫天的精神，这就给拜师涂上了政治色彩，拜某某为师成了向某某同志学习的口号。这一点盖叫天也看明白了，他在拜师仪式上赠给两位徒弟的礼物是马鞭，有人解释是“各奔东西”之意。盖老明白，各自的艺术见解与风格流派不可强求一致。
上海名家来京演出
五六十年代，上海京剧院的名家还多次来京演出，最受欢迎的当数言慧珠（图四）。言慧珠是上海京剧院“著名三大花旦”之一，但据说她在院里不受重视遭到排挤。于是她很想回北京参加中国京剧院。1957年，当时中国京剧院的杜近芳出国演出，她的搭档叶盛兰一人在国内就没法唱了，于是邀请上海的言慧珠来京做临时演出，5月底言慧珠同叶盛兰开始合作演出，《得意缘》《玉堂春》《吕布与貂蝉》等轮流演出，观众大饱眼福。没想到政治风云突变，叶盛兰被打成右派，立刻被停止演出。言慧珠成惊弓之鸟，草草完成了最后的几场演出，急忙回到上海。1963年3月，言慧珠再次进京，这一次她已经离开了上海京剧院，担任上海戏校的副校长。她是陪伴夫君俞振飞校长应北方昆曲剧院和中国京剧院邀请做短期演出（图五）。在北方昆曲剧院，俞振飞和言慧珠主演了《奇双会》《惊变.埋玉》等昆曲，在中国京剧院分别由二团和四团配演，两人主演了《玉堂春》《穆桂英挂帅》《凤还巢》等，俞振飞主演了《黄鹤楼》等。之后几年，文革风暴来临，性情孤傲的言慧珠就香消玉殒离开人世了。
六十年代初，周信芳带着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的新编戏《义责王魁》，以及《四进士》《海瑞上疏》进京演出。上海京剧院二团接着带新编戏《武则天》来京展演，这出戏是童芷苓主演（图六），童祥苓、童寿苓等童家班成员都参加了提出。
1964年，全国各地剧团来北京参加京剧现代戏汇报演出，上海演出团带来的剧目是《智取威虎山》 以及一批小戏《战海浪》《柜台》《送肥记》《审椅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