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房是京剧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自京剧诞生以来，就产生了票房。民国时期的票房，远没有现在普及，但水平很高，很多著名的演员，如言菊朋、奚啸伯都是从票房下海的。文革以后，恢复传统京剧，票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是广大群众学习京剧、自娱自乐的场所。我家的周边地区，几乎每隔一里地，就有一个票房。我乘643路公交车去单位参加京剧活动，沿途经过5个我参与活动的票房，我把它称为京剧线路。
京剧票房是一方小天地，是我退休后接触社会的主要场所，天天乐在其中，没想到还能悟出一些人生的道理。
（一）京剧票房是因共同爱好而聚集起来的一个小群体，除了唱戏，没别的事，所以，在这里，官衔、职称、财富、背景都没用，谁也不问谁是干什么的，只讲实力。一个卖早点的可以把一个大学教授训斥得无地自容，就因为教授唱得荒腔走板。京剧的神奇在于特别吃功夫，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孰好孰坏、界限分明，几个人在一起活动，别人一看就能分出等级。所以票房也没有唯学历论，就看你的水平和学力如何。
（二）很多票房的召集人是专职的，很奇怪，既不唱、也不拉，就是喜爱京剧艺术，热心组织票房活动，是票房当然的领导。西沽公园有一个“健龙京剧社”，每周日活动，风雨无阻，观众打着伞也来听戏，最多时达2000人。天津市比较著名的票友都参加过这里的活动，不时还会有专业京剧演员参加。组织这么大规模的活动，召集人付出的心血可想而知。现场有音响，四个话筒，他组织人提前到场准备，下午一点结束，他又组织人清理现场，演员、乐队的安排都由他负责，忙个不停。演员精彩的演唱，观众的掌声、叫好声不断，召集人绝不会嫉妒，和演员较劲，反而会觉得脸上有光；演员也不会说什么在社长的正确领导、指导之下的套话。总之，召集人干的是领导的事，如果有人称赞活动搞得好，则是对他们人际交往能力和组织能力的肯定，功劳自然是他们的了。毛主席早在学生时代就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写过一篇文章，把人才分为组织才 (领导者) 和部分才 (专家) 。领导干领导的事，专家干专家的事；外行可以领导内行，外行不能代替内行，这种理想的组织模式，没想到在票房实现了。
（三）票房也难逃名利的追逐，但只争名、不争利，因为名的背后没有提级、加薪、分房、配车的诱惑。因为不涉及切身利益，才能把主要精力放在提高演唱水平上，竞争才是良性的、健康的。票房活动离不开切磋和交流，由于没有了“利”的羁绊，一些明白人真正悟到了“闻过则喜”的真谛：当别人指出自己的不足时，哪怕只是提个醒儿、引起你的注意，回去琢磨，也是收获，获利的一方永远是你。几年前，票房里有一个戏友，操琴、司鼓都不错，就是嘴比较刻薄，得罪了不少人。第一次去活动的时候，我打鼓，他拉琴，原以为我的打法是照本宣科、非常规范，一定会得到他的表扬，谁想，他冷冰冰地给了我一句：“鼓点都没打在音符上！”。
回去琢磨，我才意识到，鼓点仅仅正确是不够的，必须与旋律合为一体。就是这一句话，我练了好几年才基本做到，并得到专业琴师的认可。即使别人说的不对，由于不损害切身利益，也没必要老虎屁股摸不得，一说不好，就火冒三丈，以后别人谁还会指出你的不足。对这样的人，票房里有句话：“别告诉他哪儿错了，不让他进步”，把“不批评”做为惩罚。和专业演员一起玩，人家说：“很好、不错！”，那就是在敷衍，一旦说你哪儿不行，就是你唱得有点意思啦，孺子可教也。在生活和工作中，再明白的人也绝不允许别人说个不字，强词夺理、文过饰非，死要面子活受罪，因为要的是名声，名的背后就是提级、工资、车子、房子。难怪能人越来越多，漂亮事越来越少。
（四）票房也会闹矛盾，就是都觉得自己水平高，互相不服气。我在一旁琢磨，觉得挺有意思。每个人的客观水平就好像是自己的身高，由于对自己比较了解，知道经过了怎样的努力才在某些方面有所提高，对自己的长处很欣赏，评价总是偏高，好像戴着一顶帽子，以为自己有帽子那么高。问题是有人戴的是礼帽，有人戴的是法国厨师的厨帽，有人戴的是挨批斗的高帽。由于对别人的观察比较客观，问题看的比较尖锐，评价总是偏低，以为人家的身高是在眉毛、下巴、甚至丹田。对自己评价偏高，对别人评价偏低，是人之常情。如果两个人高低悬殊，则如何也不会颠倒彼此的位置，如京剧名家和票友之间。戴着礼帽，看着别人眼眉的两个人，互相交流也比较顺畅。惟有戴着挨批斗的高帽，看着对方肚脐，高矮又差不多的两个人碰到一起，谁高谁低，总是弄不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