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父在京授徒传艺, 当时全国各地的京剧旦角演员, 渴望拜他为师者大有人在。在三十年代中有某公者, 几次请章小山先生介绍, 愿列入王氏门墙。师父得知其心不诚, 怀有他念, 故而拒绝收他。此公又托章先生找我替他在师父跟前恳求 (我与章先生只认其为慕名投师) 。
［图一：王瑶卿、程玉菁师徒］
某日, 此公约章先生和我在崇外东柳树井一家饭馆“庆盛轩”吃便饭, 商议拜师事。章先生对我说: “ x x 拜师事, 我已向他 (指师父) 说过几次, 但尚未点头。你是他得意门生, 能说得进话去, 请你务必玉成此事。” 我当时在尚未征得师父同意时就满口答应了。饭后我与章先生同到师父家, 向他提出这件事, 他仍执意不允。我因为喝了酒竟然说: “我已经答应人家了。” 这句话可触怒了师父, 气得他大发雷霆, 当即举起手中的拐杖向我打来, 我急忙举臂一搪, 章先生也忙劝阻 (此时罗玉苹同志在场) , 继之劝我回家。这时, 我心想: 我是一片好意呀！故在临走时嘴里还叨念着: “管这件事, 没有为我呀! ” 就是这样怀着“委屈”情绪离开了师父家。从此我与章先生很多日子都没到他家去。后来章先生对我说: “那天你走后, 他 (指师父) 责怪你不听话, 喝酒误事。”
［图二：程玉菁、言菊朋《缇萦救父》］
谁知事过之后, 竟敷衍出一个新的问题: 有人对外面人说是我酒后打了师父一个耳光。歪曲了事情的真实。从而以讹传讹, 越传越广。不久在一些小报上刊出“程玉菁酒后殴师”的新闻。报上的斥责之言, 形成了社会舆论。此时我满腹委屈无处可诉。经过歪曲的讹传, 被社会上信以为真。就这样, 我成了北京京剧界中被指斥的不可饶恕的罪人。
小报上的新闻, 师父当然会看到的。他曾亲口对吴绛秋师弟说: “外界不知底细, 以讹传讹, 玉菁并没打我一个耳光, 怎能说‘殴师’呀? ”(大意)。(隽按: 罗玉苹同志最近曾经提起此事, 她说: “当时我在场。师父确实很生气。师父因为腿脚不利落, 平时总爱拄着拐杖。那天师父生气后, 举起拐杖要打玉菁师哥; 师哥举起手来一搪。不是他打了师父。后来小报上刊登的情况, 与事实不一样。这一点我可以证明。”) 从此以后, 我就待在家中。
不久 (1940年) 有人邀我去上海, 我应邀离京。到上海后有朋友找我排全部《雁门关》, 并给前面提到的某公配戏, 我没答应。假如我应允了, 则又是一件使师父生气的事。这一阶段我在上海, 除参加一些临时组成的班社演戏外, 则为教戏, 后来就转业离开了戏曲界。
［图三：程玉菁、乐詠西在古瑁轩中练把子］
1945年夏, 我因事来京, 在一个夜晚, 我怀着无限辛酸, 万分疚愧地去看望师父, 一进门, 他问了声:“谁呀? ” 抬头一看是我, 这时我跪下给他磕了一个头。他赶忙拉起了我, 我们爷儿俩都情不自禁地热泪夺眶而出。师父挥泪说道: “过去的事, 甚么全别提啦! ” 我们师徒阔别四年, 各有千言万语想倾诉出来。当晚师父留我下榻在他身旁。这一夜我们师徒互叙别后, 终宵未眠 (这次晤面, 外人不知) , 次日清晨我洒泪告别。
1947年我改行到苏州某纱厂工作。该年秋, 我再度回京, 又去看望师父, 在同桌吃饭时, 他又劝我少喝酒。其含意是酒后容易误事。
我在苏州纱厂工作了数年。1953年上半年, 章先生来信告诉我, 师父已荣任“戏曲学校”校长。希望我返京到戏校任教。当时厂里没有同意。在我接到章先生的来函之后, 心情是极端复杂的, 首先欣幸的是: 师父一生献身于京剧事业, 能在古稀之年, 任国家所办的戏曲学校的校长, 这是中国共产党给他的极高荣誉。另外想到当年自己由于办了错事, 而对不起师父, 现在他不记前隙, 还想着我, 真使自己感愧交集。这次调职之事虽未实现, 却使我几次遥望北京, 无言泪下。
［图四：王瑶卿、程玉菁师徒］
又过了一个阶段, 文化部去了调令, 我在1954年3月调职来京, 重返京剧界工作。这些年来, 我几次回忆往事, 当年由于上述某公意欲拜师之事, 我触怒了师父, 其错在我, 虽然我与章先生不详其目的, 但我不应在酒后并未征得师父同意而竟然答应助其如愿。另外, 由于传言讹误而使我受到社会上的谴责, 追溯原因是由于我有错而引起。这件往事是我多年来的内疚。
今天旧事重提, 意在说明师父的宽宏大量, 不计旧怨, 故在解放后他荣任国家的戏曲学校校长之时, 调我回京助他培植艺苑新苗, 为党的戏曲教育事业出力。他那时培养的许多学生如刘秀荣、谢锐青等等同志, 如今已成为京剧事业的优秀接班人了。
1981 .5. 15 于中国戏曲学院
（钮隽记）
戏曲艺术 198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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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道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