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旭反传销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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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标题
青花瓷
2017/9/28 20: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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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定罪标准
刑法修正案【七】,在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新增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明确了传销行为不仅违法,而且参与者达到一定程度还构成犯罪,这对于治理和打击传销活动起到了推动作用,也震慑了一批犯罪人员,可以说是积极的。然而传销活动有别于其他犯罪活动,它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受害者也是参与者,他们积极的为传销活动服务,主动的扩大危害,积极的散布谣言,积极的发展下线,这些参与人员成为了更多人被骗的推手,可以说没有这些人的推波助澜,传销组织也难于生存。虽然多数参与者最终境遇悲惨,我们也想当然的把他们归纳到传销受害者的行列,可是传销又与普通的诈骗活动有明显不同,普通的诈骗行为,被骗的人一般没有参与到诈骗活动中来,没有为诈骗活动服务,不是诈骗活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传销不同,所谓的受害者其实构成了传销组织的中坚力量,变成了传销组织维持骗局的根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三级三十人,也就是你要在该组织中组织层级在三级以上,并且直接或者间接发展传销人员在三十人以上才构成犯罪,当初在制定法律时应该是处于一些考虑才如此定罪,传销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多层次计酬,至少要达到三层以上,所以三级的依据应该来源于此,又考虑到广大传销组织参与者是被花言巧语蒙蔽,本身就在财产上损失严重,且属于被骗加入,甚至被迫参与,如果对于普通参与人员就严厉处罚,从情理上有些说不过去,还有就是多数参与者并不知道自己参与的是传销是违法活动,对真相缺乏了解,他们虽然有过失,虽然积极参与,但是往往不存在主观恶意性,在侵害行为发生时是否存在主观故意性,这一点在制定法律惩罚标准时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传销活动中缴纳费用或者变相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是构成传销行为的必备条件之一,在早期的传销活动中,入门费标准比较低,多数都是两三千块钱左右,参与者要想升级到高级别需要层层发展下线人数的规模比较大,而高级别和普通参与者最大的不同,就是高层对真相了解更多获利也更多,主观恶意性主观故意性更强,更加不值得同情,也更应该被追究法律责任得到严厉惩罚,考虑到这些情节和当时的传销现状,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定罪标准并不低。


然而时过境迁,传销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和严峻,危害性更甚已往,参与传销人员不仅财产损失更大,而且受到的思想毒害更加严重,他们不信任政府,散布谣言危言耸听,对抗执法漠视法律,价值观错乱。甚至出现恐吓反传销组织,报复殴打反传销人士,围攻执法人员围攻政府机关等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而一个人参与传销,往往能轻易的毁掉一个家庭,让更多的人陷入不幸,而传销参与者越多带来的群体效应越大,形成恶性循环,屡打不绝难以铲除,法律的制定没能使这种违法犯罪活动得到有效遏制,制定法律的预期目地也打了折扣,如何更有效的打击治理传销活动,成为一个社会难题。究其原因,抛开执法不力,地方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的不作为之外,其实还有更多的原因,有些传销重灾区,政府也足够重视,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也花费了巨大的财力来进行治理,我也和相关执法部门的人士有过一些交流,困扰他们的很重要一点就是现有法律赋予他们的权限反而在治理中束缚了手脚,对于普通参与者只能是以批评教育作为主要手段。法制社会是讲求证据的,如果要对传销活动中的组织领导者追究刑事责任,就要证明他在该组织中层级在三级以上,并且直接间接累计发展人员在三十人以上,而现在传销组织为了逃避法律打击,让执法部门取证更加困难,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譬如源自广西蔓延全国的南派传销,他们就采取了提高入门费控制参与者规模的方式逃避打击,以前每个人交3800元,累计发展数百人才能做到所谓的组织高层,以承诺回报三百多万诱使人们加入。而执法部门要从数百参与者中找到三十人来作证相对要容易很多,能够被追究法律责任的人也更多,而现在他们让每人缴纳几万甚至十几万元才能加入,发展二十多人甚至十几人就能达到组织高层,以承诺回报上千万和各种诱人前景做为诱饵。这样就在没少骗钱的同时成功控制了参与者的规模,而这有限的参与者中往往彼此又都是亲朋好友,就算发现被骗也不愿出来指证,这也给执法部门搜集人证造成极大困难,而传销组织隐蔽物证的手段又非常厉害,不会轻易给参与者留下证据,又通过高强度的洗脑,使得绝大多数参与人员并不会配合执法部门调查取证 ,取证难度可想而知,而一旦爬到高层的参与者,一方面想要捞回本钱一方面害怕受到法律制裁,就更不会讲出真相,而且为了安全往往不与普通参与者生活在一起,行踪难以掌握。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治理措施,就是把能够轻易找到的普通参与人员进行批评教育和驱散,执法部门的教育对于痴迷传销被洗脑的人收效甚微,而驱散最多促使他们换个住处,再大不了搬走,往往是散了又来,来了又赶,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不能有效整治,虽然打击措施也不断完善,都不足以彻底扭转局面,从法律角度对参与者实施更加严厉的制裁变得刻不容缓,在制定相关法律时多参考基层执法部门的意见、广泛听取社会民意,尤其是对传销动态和运作模式更加熟悉的反传销组织反传销人士的建议建言,不止是以发展人数作为立案标准,还要参考涉案金额,更进一步降低立案标准,对于积极参与者教育和制裁并重,追究散布谣言的责任。这样才能更好的整治传销,净化社会环境,给广大老百姓一个安宁幸福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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