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中说，社会保障了生活的基本需求之际，就是身份的焦虑滋生之时。

新经济时代中，人们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担忧自己达不到社会设定的成功典范，害怕自己会堕至更低的社会等级。人们无法安于现状，永远挥之不去的焦虑感，已经彻底夺走了人们精神的宁静和内心的平和。

治疗身份的焦虑并无灵丹妙药，但我们可以尽量去了解它，讨论它。在这本书中，德波顿尝试着与读者交流，谈谈人们该如何通过哲学、艺术、死亡、旅行和生活方式等途径，将自己从身份的焦虑中解脱出来。

希望他人看重自己的强烈需求，占据着我们心理关注的首要位置，也是人们焦虑的主要来源。

世上有一种公式认为别人对我们的想法决定我们对自己的想法，而任何侮辱，无论正确与否，都会使我们蒙羞。

问题在于他人对我们评断的观点和意见，真的如此重要吗？哲学家们对这个公式不以为然。

叔本华说，“他人的头脑太过恶毒，不能作为我们自己真正幸福的栖身之所。”

古罗马哲学家皇帝奥勒留则坚持认为，“你的品质并不取决于他人对你的评价。“

在哲学家们看来，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事情上的观点充满了严重的混乱和错误。甚至可以说，公众舆论是所有观点之中最糟糕的一种。

因为公众不愿意将自己的观点交由理性分析进行推敲，而是将自己的观点建立在直觉、感情和习俗之上。

那些被奉承地称作大众常识的东西，往往应该叫做大众愚昧。因为所谓的大众常识总是受简单化、非逻辑、偏见和肤浅的制约。

为了减轻他人评价给我们带来的焦虑，我们可以采取那些伟大的哲学家曾经采取的思维方式：我们应该遵循自己内心的良知，而不是遵循来自外部的赞美或谴责。哪怕外部社会赋予我们一个很低的身份，我们也能够形成对自己价值的正确认识。

哲学可以帮助我们确立一种信心，即就算我们没有得到他人的溢美之词，依然有资格赢得他人的爱戴。最重要的，我们获得了自己内心那种可靠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无人可以夺走。

艺术是这样一种途径：通过它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生活中隐藏在心灵深处的紧张和焦虑。

所有的艺术家都心怀一种愿望，“使这个世界变得比它原有的状态更加美好，更加幸福。”

艺术作品——小说、诗歌、戏剧、绘画或电影——可庄可谐，能够在不知不觉当中，潜移默化地向我们揭示我们的生活状态。它们有助于引导我们更正确、更审慎、更理智地理解世界。

现实中我们对身份以及如何获得身份的态度，被不少艺术家以艺术的形式进行了洞察和批判。

我们能毫不奇怪地发现，古今中外有众多的艺术家通过各自的作品，对人们在社会中获得地位的方式提出质疑。

一部艺术作品应该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欣赏那些在无人凭吊的坟墓中安息的每一个平凡人生的价值。

伟大的文学作品中，往往摒弃了以财产和血统来判断人的标准，转而采用道德标准来衡量人物的优劣高下。

绘画作品也同样对这个世界用来衡量何人重要或何物重要的标准提出挑战。为病人剥鸡蛋的无名妇女就属于那些我们真正想看到的美好景象。

这些描绘日常生活的伟大艺术家能够帮助我们纠正一系列势利观念，从而对人世间何者应该受到尊重，何者应该获得荣耀得到全新的认识。

托尔斯泰写过《伊凡伊里奇之死》，描述了一名法官在生活中为了给别人留下一个良好体面的印象，他牺牲了自己所有的兴趣和对其他事物的感受。到最后临死时，他才发现，周围的人喜欢的只是他的身份，而不是他真正的，脆弱的自我。

这个故事通过一个后悔自己没有好好生活过的人对死亡的思考，从死亡的角度来看待人的生命中什么事才算得上富有意义。

它恰似一个庄严的召唤，对人们发出向死而生的启示。引领我们去追求对我们来说真正重要的东西，去实践内心中最渴望的生活方式，而非为他人而活。

除了对我们自己必死的命运进行思考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思考他人的死亡来摆脱身份的焦虑。一旦想到每一个人都将最终化为世界上最平等的物质——尘土，我们便会顿感释然。

诗人在长满青苔的墓碑旁，吟唱那些过去的伟人和他们的命运，让人不由生发“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的感慨。

我们总是牺牲自己宁静的心情，而去追求那些转瞬即逝的世间的荣华富贵，而参观那些遗迹、废墟则能够让我们发现这些行为的愚蠢本质。

任何事物注定都要消失，我们永远都不可能抵抗时间。

如果从1000年的角度来看待我们那些渺小的身份焦虑，我们将会非常难得地认识到自己的微不足道，从而获得心灵的宁静。

宏大的自然景观与废墟一样，同样能够起到减缓焦虑的作用。

因为宏大的自然景观代表了无限空间，就如同废墟代表了无限时间一样。与无限的时间相比，我们虚弱的、短暂的生命与飞蛾或蜘蛛的生命一样微不足道。

一旦我们把世界上最强大的人同荒原大漠、崇山峻岭、巨大冰河以及世界大洋相提并论，人与人之 间的差别就会变得非常微弱，几于消失。

这些自然现象所占空间如此之大，很容易就使任何两个人之间的差异显得可笑地微弱。

身处宏大的自然景观，我们会感受到在广阔无垠的宇宙中人类的渺小，我们的心情会随之宁静，我们在社会等级结构中感受到的人微言轻的感觉也会随风消散。面对那些比我们要大上千万倍的东西时，我们对他人比我们高几毫米的关注就会随之消失。

通过旅行——在现实中或在艺术作品中旅行——感受世界的广阔无垠，从而认识到所有的人相对而言都是微不足道的，是对身份低下的焦虑进行治疗的最好办法。

1845年7月，梭罗在马萨诸塞州州康科德县附近的瓦尔登湖边，自己动手修建了一间木屋，搬入其中居住。

他的目标是要检验他是否能过一种外表简单而内心丰富的生活，想证明一个人可以把物质生活的贫乏与精神生活的充实结合起来。

梭罗试图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个人没有钱可能仅仅意味着他自愿选择把精力投入到别的事情上，而不是投入到商业领域，在这个过程中，他在别的方面变得富有，而不是在金钱方面。

正如他所说：“金钱并不能购买灵魂的必需品。”

他用“简单”而不是“贫困”来形容他的境况，他认为“简单”一词表明了一种自愿选择的生活方式，而不是被迫接受的物质状况。

爱默生也同样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我要做的事是我自己关注的事情，而不是他人认为我应该干的事情。"

老是想着要符合他人关于如何生活，如何穿衣，如何吃饭或如何写作的要求，久而久之，你就会具有一种“像蠢驴似的神情”。

德波顿将寻求如此生活方式的人称为波希米亚人。“波希米亚无处不在，它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心灵态度。”

这些波希米亚人坚持用精神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和他人，而反对用物质的标准对自己和他人做出判断。

身份的焦虑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会成问题，那就是我们遵循这些导致焦虑的价值观念，仅仅是因为我们异常胆小怕事、循规蹈矩，或仅仅是因为我们的思维已经被完全麻痹，以至于我们认为这些价值观念是天经地义的，或因为我们周围的人对此心醉神迷，或因为我们的想象力变得过于局限，而想不到还有其他的选择。

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一些人无法或不愿意温顺地服从关于上层身份的主流观念，但他们不能残酷地被人称为失败者或小角色。

德波顿从哲学 、艺术、死亡、旅行和生活方式的各个角度，提供了众多富有说服力和抚慰能力的事例来提醒我们：世界上并不是只有一种方式——并不是只有法官或药剂师的方式——才能证明生活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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